董事长走上求知路（摘自南方日报）

顺德恒业上了美国反倾销名单，遍访专家律师难觅高参……

    去年７月３０日晚上，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客房里，顺德恒业公司董事长叶中平与北大法律系的陈律师面面相觑。
    大约半分钟前，叶中平指着这位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代理人身后的房门说：“陈律师，你看看门上的走火通道标志。如果知道今晚发生火灾，我现在就跑出去。但如果不知火灾什么时候来，最好看清楚这个标志。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反倾销的知识问得这么具体。”
    叶中平回忆说，他之所以冲口而出冒犯陈律师，是因为陈律师说的一句“你咨询这么多问题，干脆自己打官司吧！”短暂的尴尬后，两人又继续漫长的反倾销常识课。

上京学习反倾销

                             叶中平（左）与其副手谢锦河在中国商务部的门口。

    两天之后，陈律师打电话给顺德恒业公司贸易部主任周卫华时诉苦说，在白天鹅宾馆与叶中平会谈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失败的一次，“从来都没有准客户问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不一定能拿得下这生意了”。

一直以来，美国、欧盟的反倾销法常识在中国内地处于一种神秘化的状态。“我走遍各大书店以及上网寻找，只找到了一本《反倾销概论》，里面提及了反倾销的概念、历史以及目前中国企业的现状等。至于如何应诉、程序如何、细则如何，这些实用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叶中平说。
    不仅如此，反倾销法也没有中文版，而其英文版则相当复杂，法理与中国法律相差很远。如果不是曾在美国留学的法律专业人士，很难厘清那些复杂难解的条文。中国企业通常也只能通过中国律师联系美国的律师事务所，而且根据法例不能旁听庭辩。在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中国企业只能完全听从律师的指点行事，无异于一个无知小童任人摆布。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律师通常不会对客户透露太多关于反倾销法的知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叶中平如此迫切地希望从陈律师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以往的一些经验教训提醒我们，一些律师往往会隐瞒在行业中涉案企业的博弈关系和全部的应诉程序，有时甚至会把重要的有决定性的仲裁说成希望不大。另外，美国商务部问卷的填写技巧、接受抽查的技巧、账目的制作等关键的操作细节也往往会直接由律师操作，而律师常常不会告知企业操作的原则。
    为了弄清大量的反倾销操作实务上的疑问，叶中平开始寻访学术权威。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学术权威知道反倾销法的不多，能够并愿意清晰地告诉他操作详情的更少。

叶中平不相信，偌大中国，就没有一个真正懂行的能人愿意与仿徨的企业主分享反倾销的知识。最后，叶中平找到了国家商务部公平贸易局。
    “在商务部的两小时是最重要的，这是使我对反倾销认识产生飞跃的两小时。”在这两小时里，北京的专家告诉叶中平，商务部终裁的税率通常比初裁要低，叶中平同时也知道了在成本计算的参照国印度，并不是每种要素都比中国贵，这多少启发了叶中平认识到结构调整的重要。
    记者采访叶中平时，他在会议室的桌面上横铺开一长串的文件，都是他与专家、律师的交谈纪要。“因为反倾销诉讼操作实务层面知识被一些律师垄断，现在我可以接受反倾销案咨询，成为专家了。”
    顺德永建日用品有限公司也算是某种无知的受害者。研究公平贸易的专家分析，永建终裁被判１１３．８％的税率，很可能是其在填写问卷时出现了关键性的差错。也许是永建的律师希望借助填卷技巧规避高税率，但在某些关键的、美国商务部有能力核实的数字上，问卷的回答不真实，或者至少不能令对方满意。
    另外，在中国轻工总商会召开的协调会上，一早就传出广州新新希望被美国商务部抽查和永建回避抽查的传闻。但是美国商务部的抽查对象是外界不能左右的。
    有业内人士透露，无论是在问卷还是抽查上，顺德永建都过分信赖中国代理律师，董事长谢建文并未亲自过问，而只委派了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按照律师的指导办事。

律师利益影响巨大

去年７月2日早晨，当叶中平结束假期，回到他在香港弥敦道的办公室时，他的电话正在响个不停。在两个小时内，有两个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代理人向他传达了同一个信息：顺德恒业已成为熨衣板反倾销案的涉案企业。
    “叶先生，你要请律师应诉吗？”
    直到７月４日，省经贸委的正式通知才到达。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每天都有专人到商务部查阅被控倾销的企业名单。只要查到，就会马上让国内的代理人联系业主，所以比从正常渠道传来的消息来得更快。”
    当然，熨衣板案只是宗小案件。从商务部初裁到终裁，其间的问卷辅导、抽查辅导以及庭辩等一系列服务的收费行情在１０多万美元。这当然跟家电、机械的大案无法相比。但是这批企业很快发现，律师事务所使他们陷入了一种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官司之中。
    根据美国的反倾销法，在商务部对一批企业作出倾销终裁后的５年内，原告企业都可以提出复审，而涉案企业也可以提出复议。每一次涉案企业都需要重填问卷，重聘律师。同一行业里的众多企业如果单独聘请律师，那这笔律师费就相当巨大了。
    更复杂的是，商务部对采购企业征收的反倾销税，在扣除部分费用以后，这笔税金最后会交给原告企业。所以，在原告企业与采购企业角色重合时，也可能出现采购方为调整供货商，只需付出相对小的成本，就可以申请复审自己的合作伙伴的情况。

在中国的同业之间，也可能出现为调整自身税率、排斥对手而提出复议，要求享受更低的单独税率的情况。而且一旦有企业提出复议，可能会触发连锁反应，成为各生产商为压低税率争相提出复议的可能。这样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就更多。
    “总之，中国反倾销程序一旦启动并裁定倾销，起码在５年内，官司就会源源不绝。感觉好像反倾销法是专门为律师们准备的一样。”叶中平说。
    那么，难道就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其实Ｉ．Ｔ．Ｃ．的终裁有效期足足有５年。但很少有已接案的律师会尽快为中国企业打好这个官司，因为这样做等于断了今后５年的财路。律师有时甚至会考虑不让同行业出现一家垄断的局面。所以律师在打反倾销官司时面临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考量，行外人很难理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说。

落败者的希望

    “我对律师说，等我申请复议时，完全有可能把反倾销税率变为零。”叶中平说。
    叶中平雇用的律师事务所是ＷＨＩＴＥ＆ＣＡＳＥ　ＬＬＰ，其中方代理为上海天域律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总部设在纽约，拥有１６００名律师，其中有５０多名反倾销律师在华盛顿及全球专门处理在美国的反倾销案件，并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设有分所（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反倾销案件的大部分替代国为印度）。该所成功处理了多起涉及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反倾销案件。

叶中平惊喜地发现恒业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在一年后向商务部提出复议。“在这案中我们与广州新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都请了同一位律师。有一年的准备时间，恒业肯定可以摸清楚商务部的脾气。”
    叶中平所谓的脾气，包括了最关键的美国商务部将原材料与印度参照的具体标准。是中国的水电费贵还是印度贵？是中国的运费高还是印度高？设备分摊、原材料、人力资本、厂房租金等等——都将与印度比较。“目前我聘用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就有两个价格测试中心设在印度，随时提供印度生产要素的最新价格。”知道了印度的价格，恒业就可以调整工厂的结构，比如假设印度的人力成本低，设备价格高，恒业就可以增加人力，减少机器。
    另外，商务部裁定中国企业倾销的商品是“金属面板立式熨衣板”，而顺德恒业等几家企业都已开始将此种产品改为“塑料面板立式熨衣板”。同时，转产地的可能性也在计算之中。
    这个全球市场约有１亿美元年产值的小小行业的竞争，将会牵涉到越来越多的利益，包括美国家品以外其它零售商和中间商的利益。这种集智力和经济实力的包括同业、采购商、律师在内的多方博弈，以及顺德恒业等一批企业的求知之路，也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可预测因素，走向完全未知的将来。

 2004年7月2日《南方日报》